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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作品中的暧昧疏离,比晒伪语录更值得关心

2018-12-20 12:50:00 凤凰网文化 陈嫣婧

导语:张爱玲作为文化话题,从她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开始,到现在也没能结束。

有些误解,过去就已存在;有些误读,一直延续至今。之前,人们在时代的强光直射下,容易睁不开眼睛,陷入对张爱玲及其作品不假思索的批驳之中,“感时忧国”一叶障目,看不出里层的敏感与伤愁。之后,又在务实的眼光中,单纯将作品与张爱玲自身情感结,拆解出一曲曲爱情悲歌。

在某种意义上,张爱玲作为一个敏感且阅尽浮华的作家,实有对时代的洞若观火,和对一群人的静观疏离。无奈的是,她最想远离的小说人物,转世托生成了最力挺她的读者。同时,她对时代有着深深的道德焦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不彻底性就是一个体现。

在《第一炉香》开拍之际,一系列娱乐圈的纷争又占据了微博好几天的热门话题排行榜。自然,张爱玲现象与张爱玲作品本就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但张爱玲热的一次次回潮似乎又让我们很难撇开她的作品,而将她作为一个文化标签来简单处理。事情恐怕还得从傅雷与张爱玲之间的论战说起。

▲傅雷、张爱玲

傅雷的误解

民国三十三年,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重点评论张爱玲的两部小说《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并且褒前者而贬后者。会有这种评价对傅雷来说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在文章的前言部分,他已经挑明了自己的文艺观,即“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

傅雷评价《金锁记》中的女主人公曹七巧被情欲驱使,并最终被情欲瓦解的人生悲剧是对人的内部斗争的最佳体现,是充满了力度和深度的。反之,《倾城之恋》则被认为是一部对人物的刻画过于单弱,流于小资情调,从而极大淡化了斗争性的二流作品。

▲《金锁记》小说插图女主角曹七巧

除了《倾城之恋》外,傅雷还提到了张爱玲的其他一些作品,如《琉璃瓦》、《连环套》等,大多持不太赞同的论调,认为它们多少都存在失之轻浮,过于娇艳,安于浅薄之类的毛病。其实,撇开傅雷本人所持的文艺观,他对张爱玲文本的许多具体评价还是十分恰切的,比如说其善于营造一种“微妙尴尬的局面”,这恰是张爱玲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独特之处。

针对傅雷的观点,张爱玲之后专门写了《自己的文章》一文,对许多问题进行自我阐释,不失为一篇精彩的创作谈。比如面对“斗争说”,她就回应道:“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

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自己的“苍凉说”:“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意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更重要的是,张爱玲认为这种“参差对照”的笔法更能体现出人性的真实状态,是更逼真的写实,因为人性本身就是“不彻底的”,是晦暗暧昧的,大红大绿这样过于鲜亮的颜色,或非黑即白这样过于明确的态度,虽然在美学上有其一贯之价值,但在塑造人物,乃至体现文学真实性上,却有着明显欠缺。

并且,张爱玲还十分犀利地指出“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

▲《倾城之恋》剧照

所以傅雷认为张爱玲对大时代没有自己的判断,只顾着写些小情小调,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张爱玲不但对时代有着自己的判断,而且如今回过头去看,这判断还非常之精准深刻。她确切地把握到了时代的“过渡性质”,也就是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时代本质。

在这个基础上,任何宏大叙事,包括小说人物情感上的“宏大”,更多的不过是寄托着作者及读者的理想罢了,而非对小说人物的忠实。“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由此,张爱玲将自己的小说彻底排除在左翼文学一贯奉行的“感时忧国”的原则之外,避免谈大时代大理想,而着眼于个体生活的朴素与真实,这或许也是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首先获得海外文学研究者们青睐最重要的原因吧。对“现代文学”的这种敏感认知与把握得当,让张爱玲的作品得以融入更具体的时代状况中,这似乎也是她之所以能同时获得普通读者极大认同的原因吧。

她最想远离的小说人物,转世成了最力挺她的读者

张爱玲热潮的兴起和对张爱玲广泛的阅读传播,虽然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但这股热潮的持续时间和波及面却始终没有衰退,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值得思索。这些文字为什么能博得如此长久的好感?除了题材的亲民,语言的出众,作者本人一直试图表达的那种人的真实感在历经岁月沉淀后似乎仍然可以在当下的阅读中找到极大的共鸣。

▲2016年,台北书展上的张爱玲特展

然而,这里仍然存在一个理解上的陷阱,即作者自身的价值观是否可以完全等同于她通过作品人物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价值观?也就是说,张爱玲能否等同于白流苏,葛薇龙?她在揭示这些女性生存状况和命运时,对她们抱有什么样的态度?

在为自己编剧的《太太万岁》撰写题记时,张爱玲锐利地指出“现代中国对于太太们似乎没有多少期望,除贞操外也很少要求”,于是“中国女人向来是一结婚立刻由少女变成中年人,跳掉了少妇这一阶段。”对于这类处处委屈自己,只求顾全大局,煞费苦心但又缺乏惨酷牺牲精神的现代太太们,张爱玲觉得她们的生活“有一种不幸的趋势,使人变成狭窄,小气,庸俗,以至于社会上一般人提起‘太太’两个字往往都带着嘲笑的意味。”

▲《太太万岁》剧照

从这些措辞中,我们不难发现张爱玲对“太太们”的生活状态并未持肯定或赞美的态度,虽然尽力使用略带诙谐的口吻将她们的可悲变得不那么沉重,但毕竟她对崇高的悲壮感一直都抱有警惕,终究无法掩饰自己与人物之间是存在着距离感的。

几乎在张爱玲所有的小说叙事中,我们都能很轻易地觉察到一股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冷漠而疏离的气质,它似乎在忠告着读者作者与文本之间的疏远,而这其实也从反面暗示了张爱玲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恰恰极可能与她笔下的人物形成了强烈反差。从对她的家庭、爱人、友人的态度中,我们往往能发现张爱玲其实是一个爱憎分明的性情中人,她的情感指向和价值取向都十分明晰,所以虽然严格地遵循着“让故事诉说自身”的创作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的创作动机也是这么暧昧不明的。

然而吊诡的是,在几十年后的当下,当年她极力与之保持着距离的那些小说人物,那些周旋于家庭和老公之间的中年太太,孤傲又世故的大龄女青年,无法克服虚荣心的男女学生,懦弱病态的公子哥,却转世托生变成了最力挺她的那一拨读者。傅雷当年对这些人物毫无掩饰的嫌恶,对他们一再的口诛笔伐,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张爱玲,需要警惕对其价值判断上的疏离和暧昧很有可能会影响作品的整个价值导向。没想到事隔经年居然一语成谶。

葛薇龙不是爱得卑微,她是心甘情愿当婊子

毫不讳言,现下许许多多的张迷对张爱玲小说中隐藏着的深刻批判性是缺乏认知和感受的,他们似乎惯于一再将张爱玲自身的情感经历投射到她的文字中,将它们拆解成一曲曲动人肺腑的爱情悲歌。

▲张爱玲和赖亚

这种误解甚至还影响到了对她作品的影视剧改编上。张爱玲的电影其实很难改编,从以往的改编作品来看,哪怕是《色·戒》,都很难算得上成功。虽然很多导演都已经发现张爱玲的文本充满了镜头感,似乎就是由一个个跃然纸上的电影场景组合而成的,但如果因此就觉得用摄像机可以轻易地进行还原,那就大错特错了。

正因为张爱玲对于“作者介入文本”始终保持警觉,故而她的小说更具有现代感,更注重还原人物的心理真实,所以小说中出现的各种场景其实只是一种暗示,而非明表。何况小说是一门关乎语言的艺术,而语言的暗示功能和镜头的暗示功能之间又存在巨大的差距。用语言把一些具体场景描绘出来,造成一种类似于镜头移动的效果,恰恰很可能是在暗示读者这些场景并不重要,只是对小说人物内心活动的某种戏仿。

但镜头语言却很有可能将这种戏仿处理成真正的写实,将隐喻变成明喻,甚至是必要的情节信息,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要知道摄影机永远比文字更容易导向写实(或写实的幻觉),在这个意义上,摄像机实则比文字更不自由。只有在具体情节隐退的前提下,镜头语言才可能充分表现出其象征层面上的功能,就好比塔可夫斯基的镜头语言。当然,心理写实的电影也是有的,比如波兰斯基的作品,同样也是立足于男女之间的心理博弈。然而在波兰斯基的镜头下,男女的权力对峙并不是由一个个具体情节的推进形成的,而是处在一种相对恒定的状态之下,这就能给予导演极大的自由度去通过设置一个个象征性的情境层层深入人物的内部世界。

▲《色·戒》海报(局部》

此次香港导演许鞍华欲改编张爱玲的早期作品《第一炉香》,如要成功,关键倒不在于饰演葛薇龙的马思纯是否足够文艺,也不在于能不能找到一个长相气质与张爱玲本人相近的女演员去充当“说书人”这个角色,而在于如何呈现葛薇龙这个人物的心理真实,即她的不彻底性。

事实上,在小说中葛薇龙是有许多次道德自救机会的,但她却一再放弃了这机会,最终从一个女学生沦落为专门替人弄钱的交际花,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挣扎是什么?她的尊严又在哪里?她是如何一次次说服自己,为自己的堕落找到适当的理由,而这种自我说服的能力,和人类的另一种能力——自省行为之间,又为什么会构成如此巨大的反差呢?更需要关注的是,葛薇龙,甚至是一无是处的小白脸乔琪,他们都仅仅是一味地沉溺于肉欲或金钱吗?

张爱玲所强调的不彻底性,不但排斥着一味强调斗争的崇高,同时也不见得就一味肯定绝对的堕落。在堕落中,葛薇龙和乔琪都对自身和对方感到厌恶与无奈,都对自我的生存处境表现出一种极大失望后的麻木不仁,而这自我厌弃的背后,其实是隐含着深刻的道德焦虑的。如何用镜头语言去表现这种焦虑?仅靠复制小说中出现的情景显然是不够的,而与电影相关的一次次话题消费也同样无法解决电影自身需要去面对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比一个女演员错晒了伪语录更值得张迷们去关心。毕竟艺人的文化修养这种事,我们大抵都是心照不宣的。

【作者简介】陈嫣婧,独立书评人,对各类文学作品抱有不合时宜的热爱。偏执的悲观主义者,除写作外生活挺无趣,大部分时间用来阅读和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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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徐鹏远 PN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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